英国---三英里
去巴思的前一周，BBC正在播一个关于简·奥斯丁的短片；去哈渥斯的时候，BBC刚好放完关于勃朗特一家的传记片。前一回是巧合，后一次则是有意。这倒不是说我对夏洛特姐妹的喜爱超过了简（实情恰恰相反），不过电视里那个扮演埃米莉的女演员倚着大树朝着一望无际的沼泽地眺望的样子，让我突然对那个号称有着全英国最荒凉景色的地方向往起来。
讽刺的是，我去巴思的时候是一月份，而去哈渥斯时是夏天。八月对于英国来说，意味着的是阳光。但是我却等不得天气转冷，周末，我固执地独自北上。这一段路并不好走。巴斯本来就是度假胜地，交通很方便。而哈渥斯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勃朗特姐妹的话，她很可能就像英国许多其他的村庄那样，隐没在地图中了。我从剑桥出发，经彼得保罗到约克，再从约克到利兹，最后辗转到肯斯里，那是火车能通到的离哈渥斯最近的小镇。据伍尔夫夫人揣测，夏洛特当年就是在这里去置办她的嫁妆的。大约一百年前，当时还是弗吉尼亚·斯提芬小姐的她从伦敦出发寻访那所牧师住宅，也曾在这里停留。这一段经历，被写入了《哈渥斯，1904年11月》，发表在《卫报》上。这也是弗吉尼亚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从肯斯里到哈渥斯是三英里。汽车是通常的选择，不过还有一种更吸引人的交通工具——蒸汽火车。在肯斯里地区，有一段独立的铁路连接哈渥斯和其他的几个村子。这倒不是为了纪念勃朗特一家，而是英国六十年代有部著名的电影《铁路的孩子》就是在这里拍的。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是那开满鲜花的月台和古朴的蒸汽火车，让我想起了电视里那个大侦探波罗就常常坐着火车跑到英国这样的小乡村里去探案的。那一刻，我忙着里里外外地拍照，倒把勃朗特姐妹等抛在脑后了。三英里的路程在火车的停停开开里很快就走完了。九点多钟，我是最早的游客之一。牧师住宅就在山坡顶上。
唯一的一条商业街，不过一二百米，却充满了旅游的味道。银饰挂毯明信片，还有三姐妹的小说和诗歌；连勃家唯一的男孩布兰威尔买鸦片的药房（现在是一家礼品店）都变成了一个景点。勃朗特已经成为了一个商标，就像绍兴的咸亨酒家和孔乙己牌茴香豆一样。我们吃了鸡蛋，总是不免俗地想去见见那只鸡，哪怕是看看鸡生活过的地方的也好。也许对我来说，这最后一点也许远远比鸡蛋本身更重要。安的小说我一篇也没看过，埃米莉的那部我也没有读完，电影倒是看了两个版本；夏洛特的虽然要熟悉一些，但我其实并不很喜欢她的文字。然而，没有勃朗特，现在这些人会怎么样？谁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但是哈渥斯又算什么呢，想想兵马俑和长城，或者想想金字塔。这个类比就更不好了，就好像伍尔夫夫人把希特勒和那些认为妇女应该呆在家里的人相提并论一样。这样的假设和追问必然会引向一个很无聊的答案，连我此刻也不会在这里。所以当我慢慢踱到街的另一端时，背包里已经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纪念品。
现在，所有的景点都在眼前了。街的左边是教堂，斜对面则是布兰威尔常去的黑牛酒吧；教堂后面有一块墓地，墓地后面就是那所著名的牧师府邸了。一家子挤在这幢两层楼的房子，再加上佣人，确实也够紧凑了。埃米莉的房间是由婴儿房改建成的，小得可怜。夏洛特的稍微大些，两扇窗户正对着墓地和教堂。然而不论如何，她们都算是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房间正中成列着夏洛特当年的行头：一条素色裙子，一块红色披肩，一双羊皮靴，白手套，还有一把小的可笑的阳伞。看着这些装束，我才明白为什么作者反复地强调简·爱是多么的瘦小了……
对于我来说，每次旅行往往都有遗憾和残缺。渐渐地，我甚至有些刻意去制造或保存一些遗憾和残缺。那个星期天，我的遗憾是阳光彻底盖住了哈渥斯的底色。中午，我坐在临街的小店里，品尝着用钱包里的所有银两换来的一只热气腾腾的约克布丁和一杯味道很淡的约克红茶。我的周围是陌生的微笑。我想我可能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却不应该是哈渥斯。可是谁又能肯定哪个才是哈渥斯呢，一定要守候着那一百多年前的荒凉吗？残缺的部分是埃米莉的沼泽——旅游中心的人告诉我一来一回大约有十公里的路，而我还要在当天下午赶回约克，然后回剑桥。遗憾和残缺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安心地学会了放弃，也学会了等待。
从哈沃斯到肯斯里还是三英里。
三英里，我对这个数字还有另一个记忆。小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傲慢与偏见》——这多少要感谢王科一，他的译本实在很精彩——把小说里的每个细节都记了下来（我当时的确这样以为，可是后来看到奥斯丁的网站转了一圈，才知道自己比起简迷们来差得太远）。伊丽莎白去彬格莱的尼斐尔庄园看望她生病的姐姐，独自走了三英里路。巧合的是，从利兹到肯斯里火车便要经过一个叫彬格莱的小镇。我对距离本来就没什么概念，而且仗着自己天生能走路的特长，便很想效仿一下伊丽莎白。但两天的辗转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何况今天我还不知有多少个三英里要走，更何况那只布丁开始在我肚子里做怪……我去超市的提款机里取了钱，坐上了双层巴士。
班耐特小姐是骑着马赶那三英里的，结果淋了雨生了病，受到彬格莱先生无微不至的照料；伊丽莎白是走着去的，她的衬裙因为沾了泥而遭到彬格莱小姐的嘲笑，她的眼睛因为长途跋涉变得更加明亮而赢得了达西先生的爱慕。姐妹俩的三英里都为她们赢得了美好姻缘。奥斯丁那么爱她的女主角，想来她必定知道在泥泞的草地独自漫步三英里的感觉。简·爱动不动就要去散步，夏洛特自己又是怎么走这段路的呢？
伍尔夫夫人曾经把这两位女作家作比较：简·奥斯丁是个真正的小说家，而夏洛特在写小说时总是要想起自己不得不补破袜子的事实。这一点上我同意。相比之下，斯提芬小姐自己至少在客观条件上要幸运得多，她从小就享用着父亲那典藏丰富的图书室，不断地在伦敦西区的高尚住宅里搬来搬去，她的兄弟读的是剑桥，三十岁的时候她嫁给了志同道合的列昂纳多。而奥斯丁偷偷摸摸地把书稿藏在了针线活底下，她的一生几乎都在做着这样的平衡：当一名作家，同时又不失小姐身份。埃米莉的一生则是在贫穷、疾病和恶劣的天气里度过的，这位勃朗特家最漂亮也可能是最有才气的女儿三十岁就躺进了那只有十六英寸宽的棺材里，她甚至都没有机会写她的第二部小说。夏洛特虽然活得更长久一些，她的文字却只能忠实于她那些并不快乐的故事。有谁能知道三十八岁的她在经过两次无望的爱情的期待后，是如何答应下嫁父亲的副牧师的。
那天的早些时候，我走进那间小教堂，正好开始做礼拜。我坐在二三十个当地的居民中间，在边上一名友善的中年妇人指点下，跟着唱赞美诗：主啊，永远不要让我的心变冷，永远不要让我离开……那会不会是当年牧师的女儿们唱的句子呢？这温柔的祈祷在埃米莉那里变成了有力的宣言。如果我们去读在那片终年难见阳光的沼泽上留下的句子，如果我们去读那首后来被叫做《夜在我周围暗了下来》的诗，如果我能翻译，但是我不能——